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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師云集 高山仰止

——呂家鄉追憶他在山東大學求學時代的先生們

發布日期:2019年09月27日 10:05 點擊次數:

為了紀念青島解放一周年拍攝的“一九五〇山大文史系‘六二’師生合影”,照片中有馮沅君(第三排左四)、王統照(第三排左五)、駱賓基(第三排左六)、孫思白(第三排左七)、劉泮溪(第三排左八)、盧振華(第三排左九)、高劍秋(第三排左十)、殷煥先(第三排左十一)、楊向奎(第三排右十)、童書業(第三排右九)、趙殿誥(第三排右七)、蕭滌非(第一排左三)、孫昌熙(第一排左四)等諸先生。

呂家鄉,1933年生于江蘇沛縣。1952年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,現為山東師范大學教授,有論著《詩人·詩潮·詩藝》《品與思》《從舊體詩到新詩》,散文集《一朵喇叭花》《溫暖與悲涼》《人間風雨情》等。曾獲山東省社科成果獎、齊魯文學獎散文獎等多種獎項。

呂家鄉教授珍藏著一幀“一九五〇山大文史系‘六二’師生合影”,這張照片是為了紀念青島解放一周年拍攝的。照片中有馮沅君、王統照、駱賓基、孫思白、劉泮溪、盧振華、高劍秋、殷煥先、楊向奎、童書業、趙殿誥、蕭滌非、孫昌熙等諸先生。近日筆者專訪了山東大學中文系1949級校友呂家鄉教授。呂教授拿起這張珍貴的照片,追憶了他在山大求學時的先生們。

(一)1946年春,國立山東大學在青島復校,趙太侔再任校長。復校后設文、理、工、農、醫五個學院。1949年6月2日,青島解放,軍管會接管學校,華崗任校務委員會主任(相當于校長)。王統照和楊向奎分別擔任中文系和歷史系系主任。1950年春,由于王統照即將調任山東省文化局領導職務,中文系和歷史系合并為文史系,楊向奎任文學院院長兼文史系主任。1950年下學期文史系又分為中文系和歷史系,呂熒任中文系主任,楊向奎任歷史系主任。1952年春呂熒離開青島,高蘭接任中文系主任。

1949年夏我考入山東大學,是新中國成立后山大的第一屆人民大學生。入學前我在徐州剛上高中三年級。徐州解放以后,我在《新徐日報》上看到了招生廣告,山東大學到徐州招生,并承諾考上之后,會向家庭困難學生發放助學金。當時我父親病逝,家里困難,看到山大有助學金政策就報考了。

當時我沒有高中畢業,就拜托校長寫了證明,以同等學力的資格報名考試。考試比較簡單,因為我高三的物理、微積分都沒學,就不敢報理工,考了文科。數學、物理的考題簡單,很容易就答出來了,語文只考作文,作文題目是《評美國白皮書》。那時候剛解放,之前毛澤東連續寫了好幾篇關于《白皮書》的評論,就把這個作為政治教材。因為當時學校還沒有組織統一學習,只知道個大概,于是硬著頭皮寫了一千多字。我以為考砸了不可能錄取。過了一段日子,一天下午我和同學一塊打完籃球,在學校的汲水井旁沖澡。這時一個同學告訴我說:“你考上山東大學了。”我以為他在開玩笑。他接著說,錄取名單都在《新徐日報》登出來了。我趕緊去找報紙,報頭旁邊就刊登了山大在徐州的錄取名單,一共錄取了20余人,里面果然有我的名字。

當時山大校址在青島海濱,設文、理、工、農、醫五個學院,學生共計一千多人。文學院分中國文學系、歷史系、外國文學系。那時山大實行軍管制,王哲、羅竹風、高劍秋等人組成軍管小組,我們稱呼他們軍代表。山東大學成立了校務委員會,由丁西林、華崗先后任校務委員會主任,代行校長職務。

入學后不久,我進入中文系學習。我這一級同學有15人,后來從水產系轉來1人,從齊魯大學合并進來5人,從華東大學合并進來1人,到1952年畢業時還有16人。因此,合影中我們文史系的學生其實不算多。學校的助學金分一、二、三等,根據每個人陳述自己的家庭困難情況評定。憑學校的助學金,我順利完成了學業。

那時候山東大學政治熱情很高。我入校時候已經是九月了,校園里整日敲鑼打鼓,氣氛熱烈,老師也好,同學也好,都是一片歡騰———確實有解放了揚眉吐氣、欣欣向榮的感覺,再加上我入學以后不久,很快舉辦開國大典,所以校園內一片歡慶的氣氛。

當時上下級之間、師生之間可以說親密無間。解放之初,許多提法都很新鮮,例如“批評與自我批評”,“像空氣和水一樣”,“上下級之間也是同志關系”,“同志關系比什么關系都親”等等。那時流行的蘇聯歌曲,其中這樣唱道:“我們驕傲的稱呼是同志,它比一切尊稱都光榮。”所以師生之間,還有我們和軍代表之間,甚至和華崗校長,相處起來都覺得非常融洽,沒什么隔閡。我們一旦對哪位老師,甚至對軍代表有意見,都可以毫無顧慮地提出來。

(二)每當我拿起這張1950年山大文史系的師生合影,思緒就會回到師從先生們時的情景。我記得王統照先生當時教現代文學史,馮沅君和陸侃如先生教中國文學史。馮陸夫妻兩人打接力,陸侃如教唐朝以前部分,馮沅君教唐朝以后部分,每人講授一個學期。孫昌熙、劉泮溪先生教寫作實習,羅竹風先生教大學語文,黃孝紓先生教選修課楚辭選。最初,選修楚辭選課程的大概有六、七個人,不過黃孝紓的口音很難懂,再加上解放初期對古典文學不夠重視,所以最后沒有幾個人聽課了。有一次,教室里就只剩下我自己。我一看其他同學走了也想跟著走,但是又想,我再走了沒人怎么辦,就堅持到上課結束。殷煥先先生沒有給我講過課,他是研究漢語的。他在解放初期,就開始做方言研究。我印象很深的是,他把我們新入校的同學帶到辦公室,拿出一個小本,讓我們按家鄉方言讀上面的文字,他認真地把注音寫下來。

開學后不久,中文系師生召開迎新會,王統照先生擔任主持人。王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身材不高、略瘦,行動敏捷,戴著一副深度近視鏡。他穿一件藍色干部服,不斷地站起坐下、上臺下臺,經常放聲開朗地笑。老師們有的致辭講話,有的表演節目,其中丁山先生講話我印象很深。丁山研究甲骨文,平時喜歡穿一件大褂。

1947級同學王建,自編自演了個節目,把陸侃如、馮沅君的故事編了進去,其中有兩句“陸侃如馮沅君,一江蘇一河南,千里姻緣一線牽”。馮陸兩先生聽了和我們同學一起哈哈大笑。我唱了一首《沂蒙山小調》,當時我個子矮,穿的是家里面給我縫的土氣衣裳,一看就知道是個農村來的孩子。迎新會后馮沅君、陸侃如把我叫到跟前說,“你唱《沂蒙山小調》,家是沂蒙山嗎?”我說:“我家不是沂蒙山,是江蘇沛縣。”馮先生問:“你是漢劉邦的老鄉?”我回答說是。她又問我:“你老家還有劉邦的古跡嗎?”我說:“我雖然是沛縣人,可是我從來沒到縣城去過,縣城離我家30多里路。”迎新會后和馮陸兩先生的這番談話,是我對他們的最初印象。

陸侃如、馮沅君先生接力給我們講授中國文學史。他們兩個人講課的風格不一樣,陸先生講課比較瀟灑。他講了一個學期,說從下學期開始,是馮先生給你們講。馮先生講課認真投入,有非常詳細的講稿,是用毛筆豎著寫的,上面還有多處修改的地方。有時候講起具體作品,馮先生就很有感情地讀給我們聽。比如說“渭城朝雨浥輕塵”,她按照“三疊”的方式朗誦了一遍,語速很快,像繞口令一樣。還有一次講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《詠喇叭》,馮先生又朗誦又表演又賞析,我至今還記得她眉飛色舞的神態。

1951年,華東大學合并到了山東大學。一天學校召開動員大會,余修在大會上做主持,各學院的代表發言。童書業先生遲到了,他穿著一件醬色大褂,從山大北門晃進了會場。進來之后也不急著坐下,而是東瞅瞅西看看,尋找座位,后來就坐到馮沅君旁邊了。童先生從口袋里掏出一把五香花生米,讓馮先生嘗嘗,她擺擺手謝絕了。

過了沒幾天,我和幾個同學上馮沅君先生家里去約稿。當時山大校刊辦了個副刊叫《新文學》,我是編委。我們到了馮先生家里,當時陸侃如沒在家,馮先生主動和我們聊天。馮先生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,非常地樸實,對學生非常地親切,一點架子都沒有。

王統照先生給我們講授現代文學史。這是一門新課,沒有課本也沒有講義。他上課就拿著幾張紙片,想到哪里講到哪里。他親自經歷過那一段歷史,講起來就很有趣。在課堂上,他談冰心的作品和風采,講五四運動時怎么火燒趙家樓,講《新青年》的影響和泰戈爾訪華等等。有一次他根據自己的見聞,講了魯迅的作品和他的音容笑貌、性格習慣。后來講到魯迅去世時,他自己如何為魯迅扶靈送葬。王統照講課雖然不系統,但挺有趣,同學們都愛聽。每次課我都認真做了筆記,保存了數年。改革開放后,田仲濟先生要編王統照文集,聽說我聽過王統照的課,就想借那本筆記看看,可惜筆記早沒了。

當時剛剛解放,老師們都很興奮,愿意跟上這個新時代,同時也有些茫然。課怎么講?開課就有點忐忑不安。大學語文沒有課本,到底選哪些做教材?王統照就請來軍代表羅竹風開設大學語文課。剛開始別的年級和外系的同學都慕名來聽,教室里擠滿了人。幾堂課以后,大家對羅代表的課有了意見。以后,他上課逐漸改觀,而且過兩周讓我們寫一次作文,批的作文非常認真,又有總批又有眉批。記得有一次,我在作文上寫道:“……我這不是浪費人民的小米嗎?”他在旁邊寫了這樣的批語:“你這樣說太嚴重了。”他的平易謙和的態度博得了同學們的敬愛。

(三)趙太侔先生解放前任山大校長,解放后擔任外文系教授,他沒給我上過課。華崗校長給我上過課,除了給全校上政治大課,講授社會發展史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之外,我還聽過幾次他給歷史系講的民族解放運動史課。華崗校長講課幾乎不帶講稿,但講課內容豐富,邏輯嚴密,敢于創新。

我認識華崗校長,是開學后不久的事情。一天我正在辦公樓前,這時華崗坐著車來辦公室上班。那個時候我并不認識他,不知道這是校長。他從車里出來,忽然看到我,就笑著走過來。我當時又矮又小,穿的還是農村的衣裳,大褲腰的棉褲。華崗問我,你是學生嗎?哪個系的?從哪里來啊?我一一回答,他興致勃勃地和我交談。這時候司機來喊他,他拍著我的肩膀說:“好好學,閏土的后代也上大學了!”后來他給我們上大課,我才知道他就是華崗校長。

1951年5月,華崗校長創辦了《文史哲》,作為學術研究的陣地,以開展學術民主和百家爭鳴的風格在國內“開風氣之先”。從1952年開始,華崗校長提出在中文系開設“魯迅研究”課,并在他的倡導下,他與孫昌熙、劉泮溪、韓長經四人,開設了全國首創的魯迅研究課。他有一篇《魯迅思想的邏輯發展》,就是他幾次講課的講稿。

華崗對魯迅是發自內心的敬佩。1949年,為紀念魯迅逝世13周年,他以筆名“林石父”寫了紀念文章《為敵為友了了分明》,發表在《山東文藝》上。華崗對魯迅感情深厚的原因,我后來才知道。1950年暑假期間,文、農學院的部分同學參加山東省農村暑期經濟調查,我到淄博地區調查。在歡迎會上,淄博地委書記告訴我們,他和華崗校長很熟,因為一塊坐過國民黨的監獄。華崗在監獄里面寫了一篇文章,通過關系送出去,交到魯迅手里。文章還沒有發表,魯迅就給他送去了四十塊銀元的稿費。接到魯迅給他的錢以后,華崗還請他們在監獄里打牙祭。

改革開放以后,我給《魯迅全集》編輯室的包子衍寫信,向他求證這件事。包子衍給我提供了一些華崗和魯迅交往的線索。他說,根據《魯迅日記》和日本內山完造的一篇文章,華崗在山東省監獄期間,夫人葛琴曾得到魯迅資助前去探監。

1952年夏,華崗校長從醫院請假,參加了我們的畢業典禮。他勉勵我們,有工作的地方就有戰斗和創造,有同志的地方就有友誼和歡樂,揚帆遠航吧,要準備戰勝征途上的風險浪惡。

華東大學合并到了山大,原在華東大學任教的高蘭,合校后任中文系副主任。我在上初中的時候,老師曾選了高蘭的一首詩《我的家在黑龍江》給我們朗誦,因此印象很深刻。

童書業先生是楊向奎先生在1949年8月引薦來的,到山大歷史系擔任教授。我剛到青島、還沒有開始上課的時候,就對他有了印象。童先生有個習慣,喜歡自己一個人到海邊去散步。雖然他還沒有給我們上課,但在校園經常看到他。他喜歡穿一件破舊的醬色大褂,可以說是他的標志性服裝。后來我選了童先生的宋史研究課。他上課最喜歡引用恩格斯的著作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,一段一段地背誦,并且說明出自第幾頁。再就是講起宋朝的稅收變化,順口就能說出一大串數據。我很佩服童先生的博聞強記。

童先生在學術上記憶力驚人,但在現實生活中,他的記憶力又特別差。當時王麥庵是童先生宋史研究課的課代表,經常和童先生聯系。有一天,王麥庵到童先生家里面談了一些事,然后兩個人一起回到了學校。童先生去圖書館查材料,王麥庵就在圖書館前面的櫥窗看報。一會兒童先生從圖書館出來,大聲喊王麥庵:“那個同學,你是不是文史系的?”王麥庵說是。童先生便對他說:“你回去告訴王麥庵,我下星期上課時間要改一下。”王麥庵說:“我就是王麥庵,剛從您家里出來呀。”

(四)呂熒先生1950年5月由大連來到青島,任中文系主任。他給一、二年級開文藝學課,給三、四年級開俄蘇文學史。當時剛剛解放,許多先生積極在課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,不過還不怎么熟練。不過,呂熒講文藝學就沒有這個問題。他不但有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深度和系統性,還結合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,做出評點和闡發,我們聽得特別過癮。

呂熒先生做了系主任以后,指導中文系的學生成立了“新文學研究會”,每隔一兩周在校刊出版副刊《新文學》。我是新文學研究會的召集人,還是文藝學的課代表,經常去呂熒先生家請教問題。呂熒自己帶兩個女孩住在青島,一個七歲一個五歲,另外請了個女保姆。他住的地方在海濱,離山大很近,我經常到他家。我和呂熒一共接觸一年多,上他家就跑了一百多次。他對學生很負責,指導學生很親切。每次我把習作拿給他看,他都認真地提修改意見。

我沒有聽過楊向奎先生授課,但是在校園里經常見他。楊先生衣著講究,經常呢服革履,衣冠楚楚。1950年春他任文史系主任,我和他有了具體的接觸。一年級下學期,孫昌熙先生給我們上寫作實習課。幾周后,有同學對孫先生的講課有意見,要求換老師。有一天,楊向奎找我們三個學生代表談話。聽完之后,楊向奎說:“你們的意見,我一定好好考慮,但是你們對孫先生要有進一步的了解。”過幾天以后,他又找我們談了一次話,拿了孫先生發表過的一些論文、小說、散文。他說:“孫先生在大學期間就發表了一些文學作品,畢業以后是朱自清先生的助教。他講課也沒幾次,你們相互之間就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,是不是?你們先不要換老師,讓他再講一段時間試試看。”楊先生這么一說,我們才知道孫先生畢業于西南聯大,在校學習期間,常在重要報刊上發表小說及散文,他畢業后還常在《文藝春秋》上發表作品等等。事后,孫先生對我們的魯莽無禮并不介意,教學漸入佳境。

劉泮溪先生和孫昌熙先生私人關系很好,但是性格完全不同。孫先生平時嘻嘻哈哈,性格比較開朗;劉先生很拘謹,說話細聲細氣。兩位先生接力給我們上寫作實習課,誰在前誰在后我不記得了,孫先生后來還給我們上過現代文學作品選。

我入校時,趙紀彬先生是山大校務委員會副主任,給我們講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課。他喜歡穿件長袍,上課既不拿講稿又不拿卡片。我記得有次他講斯大林《聯共黨史簡明教程》的一章,斯大林認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是辯證的,觀點是唯物的。而趙紀彬對斯大林的說法不以為然,認為這樣說太機械了。他有時一邊講課一邊思考,講著講著突然就停住了,好幾分鐘不說話。然后會突然嘿嘿一笑,連珠炮似地接著講下去。1950年,趙紀彬離開山大,被任命為平原省政府副秘書長、省政協副主席。

還有蕭滌非先生。他在解放后作了一首舊體詩,有兩句流傳很廣:“自從解放后,喜看頭上天。”他這首舊體詩在校刊上發表,我印象很深。我們三個《新文學》的編輯到蕭先生家里約稿,他那天穿了一件運動服,好像剛剛參加體育鍛煉回來,渾身汗淋淋的。我覺得很奇怪,畢竟平時蕭先生腳步沉穩,不茍言笑,怎么也不像個運動員。他便說,你們覺得奇怪嗎?我當年可是足球健將。他拿出照片給我們看,我們這才知道他上大學時候是華北足球隊的球員。二年級下學期他給我們開設杜甫研究課,上課感情飽滿,備課認真,把概述和具體作品賞析結合起來,很受歡迎。有一次講杜甫的“暮投石壕村”,他說:“暮投石壕村,假如不用這個‘投’字,能換成什么字?你們想一想。”最后我們換來換去,在情味和音韻上均不如“投”字好。

我畢業后和蕭滌非先生還有一些接觸。1956年蕭先生的《杜甫研究》出版,我立即購得拜讀,給他寫了一封長信,談了我的讀后感。蕭先生書中強調杜甫是“人民詩人”,而當時有的蘇聯文學批評家反對給古典文學家貼上“人民性”的標簽。我就在信中對蕭先生說,我這有一篇最近翻譯過來的文章,說要慎用“人民性”這個詞。之后蕭先生回信,說已看到這位蘇聯學者的文章,不盡贊同。至于對詩人杜甫的評價,一直堅持從作品實際出發,稱呼他為“人民詩人”是經過深思熟慮的。

除了以上先生們授課外,一年級中文系還有一門自然科學概論課,每周的三節課以講座形式連上,課堂在科學館的階梯教室。自然科學各專業的著名教授輪流給我們開設,記得主講者有楊肇燫、何作霖、郭貽誠、劉椽、曾呈奎、丁履德諸先生。他們講課深入淺出,各有特色,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們那一級的文科大學生,只上了三年,就因國家急需人才,于1952年暑假提前一年畢業了。

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山東大學,真可謂大師云集,高山仰止。我在大學時代,能夠聽到這些有真才實學的著名學者的教誨,是我的幸運。這些先生們各有各的個性,各有各突出的才能,也各有各性格上的特點。但他們都有鮮活的文化個性,都有令人敬仰的風范。最可貴的是,這些先生純真樸實,沒有架子,絕不裝腔作勢,又對學生百分百的親近。如今這些先生都已仙逝,我從內心里懷念他們。

(呂家鄉口述,張洪剛 于靜波整理)

注:原文刊發于山東大學報2019年9月25日第27期,內容略有刪減。


【供稿單位:宣傳部    作者:張洪剛 于靜波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編輯:新聞網工作室    責任編輯:谷云紅 劉婷婷  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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